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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能力的考验时代已经到来。从文学创作到实用文书,AI 写作在许多人心中不仅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更已成为现实,其区别仅在于参与的深浅程度。
作为一名编辑,我注意到 AI 辅助生成的文章在日常编辑中越来越普遍。然而,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有时即使怀疑某篇稿件受到了较多的 AI 影响,也不敢轻易下结论。因为目前缺乏有效的检测工具,即便有这样的工具,怀疑的声音也可能会被夸大。前不久,在我们向某位作者询问一篇数据明显存在问题的文章时,他的回答是:“文中所有数据均来自大模型。”这种轻描淡写的回应反映出作者对写作的态度不够严谨,某种程度上,这种未经深思熟虑的认同模糊了人机合作的界限,同时也为技术决定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那么,AI 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写作上可以轻松省力了呢?过去,写作的速度往往因人而异,而现在有了 AI 的助力,似乎每个人都如同开了挂一样,“下笔千言,立等可取”。然而,疑虑依旧存在。写作与其他人类活动的不同在于,我们通常认为文字反映了个体,但在工具的帮助下,这种人和文字之间的联系被削弱,自然也难以展现出作者的个性,判断其水平的难度随之增加。
尽管技术的进步提升了生产效率,但通过提高写作效率来提升写作的生产力并不合理,因为这等同于统计学中的第三类错误: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错误的问题。提升写作能力不应是流水线式的批量生产,最终目标应是服务于个人表达和发展的需求。如果无法明确后者的优先价值,那么我们的文章就像某些人一样,难以做到自然、不造作地存在。尽管目前没有指纹追踪工具,编辑们仍然凭借经验可以识别 AI 的痕迹,并不是因为技术不够成熟,而是因为人类的经验使然,哪怕是刚学会写字的孩子也比机器更为高明。“AI 写作”将机器与人类主体活动强行结合,这种定义的方式隐含着对技术的不切实际的期待,掩盖了人机之间的本质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技术作弊和抄袭行为的蔓延。
所谓的“AI 写作”,其实是文本自动生成技术。其显著优势在于生成文本的速度。AI 的速度源自两种生产机制。首先,庞大的资料库几乎涵盖一切,能够在短时间内调用所有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其次,机器学习可以简单理解为“字接龙”的过程,将文字标记为数据,利用概率进行字词选择。若语言仅在表面层面,这样的操作似乎合情合理。然而,这种文字生成方式在机器之间是可信的,但从机器到人则需要确保结果看起来合理,或是我们要轻信它的答案,通常两者缺一不可。一旦接受这种机制,写作就变成了“文过饰非”,消除机械感并增加可信度成为必需。
答案并不是写作的起点,真正的源头仍然是个未知数。因此,写作的速度常常因人而异、因文而异。歌德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却花费了六十年才写成长诗《浮士德》。这里的写作时间看似是从动笔到完成的时间,实际上是作者观察和体验现实的过程,这段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使得写作与其他人类生产活动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既然无法具体确定创作一篇文章所需的时间,就不能单纯依靠缩短时间来提升写作能力。另外,即使提高了写作速度又能怎样呢?文章的质量从来不是由快慢决定的,恰恰相反,心中若装着计时器写作,只会导致粗制滥造的结果。
信息的冗余和连贯性的缺失使得文章常常无从下手。如果不考虑文本长度和电力条件的限制,AI 可能会生成篇幅庞大却无止境的文章。这些文字可见却无形,声音可闻却无感,宛如在混沌的现实中放置一面镜子,让观者清晰却又模糊不清。
很多时候,材料的积累并不意味着结论的明确,我们仍然需要想象力的催化。同样,观察到的材料越多并不等于结论的准确,我们仍需小心求证。目前,许多人潜意识中对 AI 写作的认同,往往不是为了知识的追求,而是源于懒惰和怠惰。
过度追求表面华丽和博学反而抑制了人的自然本性,那些将 AI 写作视为理所当然的人,其实是在冒着脱离现实的风险,夸大其辞,虚浮自矜。换句话说,轻易将独特的观察力转交给机器,最终只会使人类写作的未来变得更加模糊,创意的起点也愈加暗淡。(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