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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数据接口、媒介融合、数字影像与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全面的电子化、数字化及图像化手段，不仅使现实世界中的人能够通过芯片接口和意识上传的方式进入网络世界，从而实现人机交互，还让数字世界中的“人类分身”或“电子化人格”得以真正“活跃”起来，成为知识获取、情感寄托、使命承载、娱乐创造以及民族文化传播的“新使者”。
所谓“数字人”，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人类身份在数字世界（元宇宙）中的“替身”。它们是现实中人类在赛博空间的“真实代理人”或“数码化代表”。人类的精神、思维、意识、心理、信仰、道德与记忆等“类本质”要素整体迁移到这种“数字替代品”上，使其在网络空间的“仿真环境”中获得再现与重塑。但在功能上，它们并不能完全取代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主体”，因此也被称为“虚拟人”或“数字孪生人”。
最初，“数字人”频繁出现在数字时代的文艺创作中，比如网络科幻小说、网络游戏、数字电影以及动漫等领域。然而，如今它们也开始在数字文博、网络综艺及 AI 新闻等应用场景中展现风采。最近在数字平台上广泛传播的“数字梅兰芳”“AI 孙燕姿”“苏东坡数字人”等案例，正是这项技术应用中充满文创气息和时代精神的典型代表。
“苏东坡数字人”亮相“中国诗词大会”
“数字人”的应用前景展望
现实世界的真实身份与数字替身之间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将成为高科技引领的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生存方式。这种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情感分身，通过数字技术将已故亲人的人格特征数据化，在数字空间中生成一个相似的“代替人格”载体，以寄托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与情感。例如，上海的大学生利用数字人技术复活已故奶奶，并与其进行微信聊天；一名外国女子通过 VR 设备与因病去世的女儿的“数字替身”进行虚拟互动。这种情感分身为经历不幸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近乎真实的精神慰藉。
其次是艺术场景的再现与应用。通过“数字人”技术修复或重现经典艺术情境或角色，比如清华大学的虚拟学生华智冰开启学习旅程、“AI 孙燕姿”演唱会的热潮，以及故宫博物院利用 3D 沉浸技术复现“数字清明上河图”，使古画中的人物“动起来”。随着技术的日益成熟，它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名画、电影胶卷的数字修复以及知名艺术人物互动场景的应用。借助数字人技术复现经典艺术场景，不仅提升了艺术欣赏的趣味性，也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艺术创作的第一现场。
第三是数字文旅及文博产品的开发，以及城市虚拟场景导航技术的应用。通过数字技术构建虚拟场景，让游客进入虚拟现实的文旅场景并与之互动。早在 21 世纪初，澳大利亚艺术家杰弗里·肖创作的互动艺术《可读的城市》便是这种数字文旅的思路，将虚拟交互设备与城市数字导航地图结合，让体验者在类似“元宇宙”的数字交互空间中感受某个城市的虚实结合的景观。现今的虚拟现实交互与沉浸技术更为强大，“具身体验”已经初步在数字平台实现数字人及其所处数字环境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在中国，数字文博、数字文旅及城市实景导航也已被广泛应用，增强了游客对文创、旅游及陌生环境的数字体验感受。
第四是数字艺术场景或角色的创作。通过数字技术展现现实中不存在的想象艺术场景，与演员表演结合，创造出数字化虚拟与现实结合的电影艺术场景，例如好莱坞的《阿凡达》系列以及数字游戏中的虚拟角色。或者通过数字技术复制已故演员的表演，如《流浪地球 2》中数字演员“吴孟达”的演出，以及《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中已故“莱娅公主”的数字化形象等。数字人角色的塑造，弥补了因制作周期较长而给电影创作带来的遗憾，比如今年上映的《夺宝奇兵 5》让 81 岁的主演哈里森·福特看起来年轻了 40 岁。
第五是数字人可能在医疗、航天、通信、探海等高精尖技术探索中，提供虚拟仿真或危险操作的支持。数字人在软件程序的精准控制下，可以实施微观层面的手术，帮助患者康复，提供支撑数据，或进行远地轨道外的联机技术操作，以及在军事领域从事拆弹、侦查等高风险作业，帮助人类在“分身乏术”的情况下承担一些精密的实操工作。
最后，数字人或许能够帮助真实主体承担一些辅助性活动，如在线学术交流及游戏娱乐等。数字分身可以同时参与多场重要学术活动。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科幻电影《错位》中便展示了类似的设想，主人公赵书信制造了一台与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难题。此外，“微软小冰”“华智冰”“索菲亚”等数字人，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掌握了一些社会功能，例如“小冰”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而“索菲亚”获得了沙特的机器人公民身份，“华智冰”成为清华大学的虚拟研究生等。因此，当“数字替身 / 分身”分享了现实主体的一部分人格时，人类在未来世界的生活、工作及学习是否会迎来新的可能性，显然值得期待，但同时也面临一些潜在的伦理风险。
如何运用数字人技术讲好中国故事
新技术的应用，将在效果层面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也是人类研发新技术的内在动力之一。从数字人应用的前景来看，“数字人”讲述中国故事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数字人”的出现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平台，特别是为更多年轻人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打开了新的渠道。数字人本质上代表了一种身份认同的技术，因此受到年轻人群体的欢迎。通过复活和再现古代文化名人，数字人技术在数字平台上实现与年轻受众的互动，潜移默化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际舞台。
其次，数字人有助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例如，在 2023 年“中国诗词大会”上，由中华书局推出的“苏东坡数字人”带来了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此外，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文夭夭”、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艾雯雯”、数字敦煌文化大使“伽瑶”以及国家博物馆的“仝古今”博士等数字人，已在各自领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数字大使。
第三，充分开发数字人在语言表达、动作捕捉与情感表达等方面的技能，可以帮助全球普通人实现正常的跨文化交流。例如，模仿美国亚裔脱口秀演员欧阳万成（吉米）的形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人“交际助手”，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好生活，从而实现跨文化交流。
最后，创造多样化的中国式“数字人”艺术角色，让它们通过电影、电视、文学艺术及游戏动漫等形式，提升中国文化品牌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流浪地球》《三体》等科幻影视作品，《第一序列》《地球纪元》等网络文学作品，以及《仙剑奇侠传》《三国志》《灵笼》《黑门》等游戏动漫产品，均在开发“数字人”角色以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取得了成功的尝试。（鲍远福）
